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编者注：本文作者林东，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在日本学习和交流，除夕期间我来到冲绳群岛，考察古琉球国，这里曾经是明清的属国，近代为日本所据，二战结束时被美军攻克，后复为日本管辖。这里一草一木铭记着中世纪以来东亚军事史的变迁，称得上是历史的活化石。伫立在面西而坐的琉球王宫，面对康熙大帝御笔“东南第一江山”碑，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伟大民族的辉煌海洋发展史，不仅仅是用来引以为傲的，而且是深藏着那些可以穿透历史成功的因子，它们是中华海洋文明延续不断的伟大基因，冲破历史迷雾的阻扰，重新挖掘并发扬光大，当是打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的钥匙。1925年，中国现代诗人闻一多在其著名的《七子之歌》中写到，“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虽然文中提到的琉球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它的兴亡却与中华帝国海洋文明的命运缠绵不断，一同波澜起伏又一道魂归沧海，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神话般的大海传说，更有史诗般的壮志情怀与沉积600年的海洋战略遗产。
明朝扶兴琉球的壮举
在日本，要想看盛唐的雄伟可以去古都奈良和京都，若是要品味明朝的繁华则当去冲绳，曾经的古琉球国。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台湾岛的东北方、九州岛西南方，与钓鱼岛举首相望，其范围包括大隅群岛、吐噶喇群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等，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
自汉朝以来琉球便是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中转站，但当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前来册封时，却发现“东瀛之岛，暹罗，苏门答腊，满剌加，高句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 杨载调查后认为：琉球船小不经风浪致使船运业不发达，明太祖乃于1392年下令将福建36姓善于造船航海者移居琉球，为琉球政府打造大型船只。
今天，在冲绳首府那霸市的海滨有一个名曰久米村的镇子，镇口有一福州会馆，会馆的门廊里刻写着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援外工程。其实，在入籍琉球的闽人36姓中，不仅有造船工匠和水手，还有文化教育工作者，这些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很快帮助琉球结束三山时代，建立起统一繁荣的琉球国，留下了“先有久米村，后有琉球国”的一段佳话。
琉球建国采纳明朝体制，从吏制、礼仪到教育制度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这样的好处是迅速将蒙昧时期的琉球一步带进发达的封建时代。而大明王朝也不遗余力地扶持琉球，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五年（1372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的100年间，琉球遣使入明朝贡就达到248次。由于明朝采取薄进厚出的赏赐政策优待琉球，甚至对因海上翻覆而遗失的贡品也纳入实收之列，使得琉球通过频繁的朝贡贸易获得经济的腾飞。而这也符合明朝经略海洋的总体方略。很快，琉球在建国后几十年间便成为贯通大明与东南亚、日本、朝鲜的海上转运港，带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琉球也由此建立起与中国的深厚友谊，其王宫的坐向朝西，以示遥望大明。
21世纪的冲绳文化，还保留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妈祖庙和孔庙依然是显眼的建筑。与日本本岛的民居喜欢雕上鱼形装饰不同，冲绳民居门前都蹲着一对“风狮爷”（当地人称嘻莎），这是久米村人从福建带来的华夏遗韵。击鼓、舞狮一直是琉球人的酷爱，琉球人至今还留有过春节的气息，在没有正月庆典的日本算是独树一帜，这个年三十晚上琉球电视台的迎春节目是武侠片《卧虎藏龙》。
走在冲绳的大街小巷，不时能听见悠扬哀伤的“琉球三味线”，这是15世纪传自中国大陆的三弦，经琉球再流入日本列岛。可见琉球文化与闽南文化之间的乡情并未因沧海桑田而磨灭。上个世纪80年代，冲绳首府那霸市与福建省省会福州市缔结了友好城市，故宫里琉球与明清两朝交往的“贡品”也在那霸展出，让冲绳居民饱览了其历史的辉煌。
永乐大帝的两洋时代
在闽人入籍琉球振兴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同时，在军事上琉球俨然成为明朝东海方向的安全屏障，为大明海洋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安全的基柱。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率战舰千艘、水师十万出使日本，与之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这是明朝建立海洋朝贡体系的开端。借此，永乐大帝大胆地集中东南沿海海防各卫的主力交由郑和及其副手王景弘统帅，于1405年开始了下西洋的壮举。
今天，当中国人一提起历史上的中国海军时，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还是北洋水师。对于郑和，大家都把他看做是伟大的航海家，最多再加上一个外交家的头衔。这大概是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因为梁先生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肯定的是郑和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但是我们用梁先生的证据，同样也可证明郑和是伟大的海军统帅，郑和舰队是世界级的远洋舰队。虽然今天的海军武器远非郑和时代所比，但郑和舰队所创造的辉煌，仍然是今天拥有众多航空母舰的大国海军们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今，当我伫立在面西而座的琉球王宫前，遥望它所面向的大明王朝时，仿佛看见这支庞大的木帆船舰队，历经太平洋的惊涛骇浪驶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维和行动”，包括：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海盗陈祖义的作战行动；在斯里兰卡对阳奉阴违的国王采取智擒行动；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积极的军事外交调解纷争，并为当地居民打井取水；在马来西亚帮助发展伊斯兰文化；在越南、柬埔寨、泰国提供农业技术支援和振兴佛教；在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国家，传播四大发明和中国的医术，最终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与自由的土壤。从这些实际结果上理解郑和舰队的使命与任务，也许要比煞费苦心地搜寻明成祖朱棣是想查访旧帝、或是联合印度攻打帖木儿王朝等各种猜想有意义得多。
“万国津梁”钟，静静地沉睡在冲绳县立博物馆里，它铸于1458年，曾悬挂在琉球国都城首里（守礼的谐音）的正殿门前，它是永乐大帝建立起横跨两洋的华夷秩序的象征。在由30多国构成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共和时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琉球是这条海洋丝绸之路的一个交通枢纽。虽然郑和没有亲临琉球，但琉球实是郑和舰队建立和保卫两洋海上航线的一大受益者。万国津梁、守礼之邦的意思，就是要相敬如宾地做世界的桥梁。
1609年，位于日本九州岛南部的萨摩藩，贪图琉球的富庶而侵占之，当时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据悉劫掠走的财物运了十多天，足见当时琉球的繁华。虽然如此，日本德川幕府仍慑于明朝海军的余威，又准许琉球复国，算是两家共享宗主权，明朝亦不做计较。
近代军事革命的先机
在琉球国故都遗址公园里，有一封舟（明朝册封船）的实体模型。据明嘉庆年间陈侃所著《使琉球录》的记载：当时封舟“过海防船器械用佛郎机铳十门、鸟铳六十门、碗口铳四门、袖铳三十门、藤牌一百面、长枪六十枝”，这说明明朝海战火器已经相当发达。今天关于郑和舰队的科考，仍聚焦于宝船的尺寸和桅高，但与宝船一样有价值的当是对这支舰队的整体研究，包括编航序列、作战指挥、兵力兵器和后勤保障，毕竟它七下西洋均是2.7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海陆联合特遣舰队，平均每次航程10万里，如何补给和开展舰船的维修，以及对航线上的海流、暗礁以及沿岸地理测绘的掌握又从何而来？
据现有的资料说明：郑和舰队已经是宝船、马船、炮船、座船、粮船、水船等组成的护航、登陆、运输、海上补给等多种编队；由快船、旗语和灯笼、铜锣构成的通信系统简单可靠，结合海道针经的指南针导航和“过洋牵星术”的天文导航，使用水浮罗盘观测定位，再配以较为精准的海图，这支海上大军穿过从台湾海峡至琉球水域最危险的台风和最湍急的海流，很少出现沉船和迷航的记录。这些数据表明：明初郑和舰队的成功远航已超出了农耕时代的想象，明朝海军不只是一两件武器的进步，而是一次海军技术与装备的整体创新，或许应当说郑和舰队的大船和火炮惊醒了欧洲文明，而400年后出现的铁甲巨炮，从形式上仍然继承了郑和舰队的风格。
如果说琉球的兴国受益于郑和舰队先后下东洋和西洋开创的两洋时代，而琉球维持数百年平安则得益于抗倭战争的胜利。继郑和主导海军变革的数十年后，明朝陆军的变革，则在公元16世纪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中吹响了号角，这次它的主持人换成了戚继光将军。自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种军阀势力助长海盗窜扰高丽和明朝东南沿海、琉球及东南亚，以牟取战争资本。戚继光从卫所军制的腐败中发起重建明军的运动，从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义乌矿工中招募兵士组建新军，并大力发展火器。戚家军建立了军事史上第一支炮兵营，改进了葡萄牙的佛朗机和从倭寇那里缴获的鸟铳，实现了火器与冷兵器并存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以及其后在朝鲜战场上击溃丰臣秀吉的入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琉球军队抗倭的火器也是来自明军，除此之外还有它的海防工程。冲绳观光一大看点就是琉球式城堡，像首里城、座喜味城、胜连城、中城城和今归仁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原因是它们既与日本本土的古城堡不同，也不同于萨拉丁式的阿拉伯城堡，这些由蜿蜒的石墙围成的城堡，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镇、村落或者仓库，并将“御嶽”（祠堂）置于其中，其中大部分完善于抗倭战争时期。其实，仔细一看很像闽南风格的明朝海防城堡，不过小一号而已，当年高筑墙可是明朝全国性的国防工程，如今在泉州、定海等地还能见到军队建的海防城和民间建的海防堡。
据《使琉球录》的记载，明军与琉球军队协同灭倭是有协定的：双方以琉球海槽为界，钓鱼岛至定海、钓鱼岛至鸡笼山（现在的基隆）为明朝防线，琉球兵少则负责传递情报，以及捉拿流入境内的那些被击溃的倭兵。《明史》有例，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明实录》说：“琉球国王中山尚宁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故特移谘奏报”。这些都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嘉奖。由此说明，抗倭战争中从琉球到明朝东南沿海一线海防城堡的战备建设是相当壮观的，也是明朝军事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复兴的历史基因
当清朝取代明朝成为中华正朔之后，军事技术革命步伐放慢但仍在前行。清朝军械大家戴梓，在明代赵士桢的基础上发明了连珠铳和子母炮，并在康熙征准噶尔之战中“以三炮堕其营，遂大捷”。然而不幸的是，康熙大帝在一统河山之后，便坠入了弓马为本的固步自封之中。如今，康熙赐予琉球国王的“中山世土”金匾，依旧悬挂在琉球王宫的正堂，而谁又能想象得到，当这幅匾额抵达琉球之时，也正是戴梓发配铁岭之际，“中山世土”高悬之日也正是中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变革的大门彻底关上之时。当清朝左宗棠新疆平叛发现明代开花弹时，面对明长城发出“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却失传” 的千古浩叹。毋庸置疑，我们错失了近代军事革命的先发优势。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兴亡，都有其历史的基因。明军是在军事革命的进程中失败的，清军是在军事保守主义中灭亡的，中国军队从前近代独领风骚到近代拥抱失败当是基因蜕变的结果，其间存在着一个历史的断层，这就更显出挖掘明朝前期军事革命成功经验的必要性。从对比的角度看，明朝前期军事革命的成功有两个重要基因——这就是军队的探索精神和军事统帅的文韬武略。
明朝是中国从农耕民族走向海洋的伟大探索时代。据记载，郑和舰队的远航是极为艰苦的，每船出航300人回来仅百余。由于多次航行均在2年以上，由此养成了“将不离船，以海为家”的海军传统。明朝海军敢为天下先的进取意志，仍然是今天世界第一大海军——美国海军所钦佩的。可惜的是，郑和舰队的航海日志在明朝禁海之后便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优秀的海军传承，而当大清帝国在琉球亡国后匆匆建立起近代海军——北洋水师时，虽然有亚洲第一舰队的美称，却没有了海军的灵魂，历史注定了它的覆亡。
正如欧洲近代军事革命的火炬由拿破仑点燃一样，明朝前期军事革命的成就也离不开伟大的军事统帅。海军革命的舵手郑和与陆军革命的旗手戚继光，都是文武兼备、知识渊博的军事奇才，在多年征战中历练出领导军事革命的科学素质，从而把握了军事革命的科学方向。郑和成为海军统帅时，不仅自学了航海和造船知识，还在造船地长乐举办了为期2年的海军军官培训班，科学、系统地建立起海军队伍和海战体制；他还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精通阿拉伯语，创造了军事大外交时代。郑和是提出海洋安全观的世界第一人，在他发出“财富来于海上，危险亦来自海上”的科学论断并坚持走和平外交路线时，比马汉带有明显霸权思想的《海权论》早了近400年。
除了是战将，戚继光还是火器发明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是预见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历史第一人，他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按照火器和冷兵器的最佳配置在军制、训练、战术和武器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单就《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莅戎要略》《武备新书》这些论著来说，其实它们就是上述4大改革领域的指导纲领、作战条令和操作规程。戚家军的最小战斗单位以12人为一队，编成队、哨、营3级基本战术单位，这很接近300年后德国近代大陆军的编成，足见戚继光军制改革的先进性。据记载，戚继光推动火器革命进入繁荣时期，他自己发明的武器就达十多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犯钢轮火”就是早期的地雷，当时大威力的虎蹲炮也是他亲手设计的。他还主持发明了多级火箭和火箭发射箱，并用于实战。
60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郑和60岁逝世于远航的宝船中，戚继光61岁病逝前仍博览群书修订其军事巨著，以致徒有书籍数千卷却无钱医病，可见明朝前期军事革命的统帅们，以其科学的智慧和人格的魅力带动了军队的伟大探索精神，他们的光芒穿透了历史的迷雾，给后世以深刻的启迪。
来源：世界军事
